四十年前，法国的Rolland-Cachera及其团队在151名年龄跨度从1个月至16岁的儿童中发现：儿童BMI在出生后第一年迅速上升，随后在幼儿期逐渐下降，约在5.5至6岁时达到最低点并开始重新上升。研究者将这一BMI曲线从下降转为上升的转折点，命名为“脂肪反弹期”。

传统观点认为，脂肪反弹发生的年龄越早，成年后体脂水平越高。这一结论逐渐成为儿童肥胖预防领域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筛查反弹年龄，对反弹过早的儿童进行早期干预（如限制热量、监控体重），以推迟反弹时间，从而降低未来肥胖风险。

然而，早在世纪之交，便有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质疑。2000年，William Dietz在《柳叶刀》的评论中指出，BMI反弹与后续肥胖之间的关联可能仅是“附带现象”，而非真正的因果关系。早期反弹可能只是遗传、家庭饮食习惯等真正病因的副产品，而非肥胖的直接原因。

2004年，Tim Cole进一步分析认为，早期反弹本质上只是BMI百分位数上移的“赛马效应”——BMI天生处于较高百分位的儿童，其BMI曲线自然显得反弹更早，而非早反弹导致了高BMI。

而Agbaje教授认为，BMI作为儿童体脂评估工具存在重大缺陷：首先，BMI无法区分脂肪质量与瘦体重（主要为肌肉）；其次，在儿童体内，瘦体重的比例远高于脂肪——约为脂肪的4倍，至青年期仍为3倍。这意味着，儿童时期BMI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肌肉质量的增长，而非脂肪的变化。

因此，Agbaje教授团队提出疑问：如果使用更精准的指标评估脂肪，儿童的脂肪反弹期还会存在吗？

研究团队决定使用腰围身高比（WHtR）来对脂肪进行评估。

WHtR能有效地区分脂肪与肌肉，在不同年龄和性别间相对稳定，已经被证明与双能X射线吸收法（DXA）测量的体脂具有约90%的一致性，也被多项研究证实为预测心血管疾病、2型糖尿病、脂肪肝等代谢性疾病的重要指标。

团队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2021～2023年周期中2410例2～19岁儿童的数据，分别以BMI和WHtR绘制了体脂变化轨迹。结果发现：BMI与WHtR随年龄变化的轨迹存在显著差异（图1）。

图1. 2~19岁儿童及青少年BMI与WHtR变化趋势

换而言之，若以WHtR作为体脂的真实指标，则并不存在所谓的“脂肪反弹期”。因此，BMI所见的变化，主要来源于瘦体重（肌肉）的增长，而非脂肪的再次积累。正如Agbaje教授指出：“BMI无法区分脂肪和肌肉，儿童体内瘦体重远多于脂肪，所以BMI回升本质是肌肉增长，而非脂肪反弹。”

研究者进一步结合了ALSPAC队列的纵向数据：BMI在儿童早期出现“下降—上升”的经典反弹轨迹（图2A），进一步拆解体成分发现，瘦体重在整个儿童及青春期持续稳定增长（图2B），而脂肪质量的变化轨迹与BMI反弹并不同步（图2C）。

图2. 不同代谢/体成分指标随年龄变化的分位数分布表

基于以上数据，Agbaje教授提出了一项新的理论框架：

是指约在4岁左右，儿童的身体成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此时BMI与WHtR的发展轨迹出现交汇（图1）。交汇之后，机体逐渐进入以瘦体重增加为主的发展阶段，肌肉质量开始明显增长。

指儿童从约4至7岁起，生理发育进入以去脂体重（主要为肌肉）增长为主导的阶段。在此阶段，肌肉质量开始明显增长，而非脂肪重新积累。这一过程对儿童的代谢健康（如维持正常胰岛素水平）、内分泌发育（如生长激素和性激素的正常分泌）以及心血管系统功能（如维持健康血压和血脂）均具有长期且重要的积极意义。该阶段的本质是健康的生理性肌肉增长，而非肥胖风险的信号。

Agbaje教授指出，将“脂肪反弹期”作为儿童肥胖预防的主要干预窗口，可能会导致过度医疗化干预，甚至影响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过程。以芬兰一项持续20年的随机对照研究（STRIP研究）为例，尽管饮食干预在改善部分代谢指标方面取得了效果，但并未改变BMI反弹出现的时间点，这提示所谓“脂肪反弹”可能是儿童生长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而非可被干预的病理过程。

基于该研究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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