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的全球流行已达到惊人水平——2025年全球11.1%的成人（20~79岁）罹患糖尿病，其造成的疾病负担不容小觑。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综合了因早逝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和因伤残引起的健康寿命损失年（YLD），是衡量疾病负担的核心指标。数据显示，尽管从年龄标准化的疾病负担率来看，我国并非最高，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糖尿病DALY位居首位（图1）^[1]。这表明，糖代谢异常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健康和生命质量的重大阻碍。

图1.糖尿病对主要国家居民的疾病负担影响

过去四十年来，我国经历了一场代谢性疾病的“海啸”，代谢性疾病呈现爆发式增长，已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糖尿病患者1.4亿，糖尿病前期人群高达4.2亿，同时伴有高脂血症患者4.0亿，肥胖人群2.4亿^[2]。相比于血糖正常的人群，糖尿病前期和糖尿病人群呈现明显的特征：收入较低、教育程度较低、常饮酒、高体重指数（BMI）^[3]。这些庞大的数字、不尽如人意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心血管代谢疾病风险池。

糖代谢异常——糖尿病和前糖尿病均增加全因和心血管死亡，严重影响预期寿命（图2）^[3]。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CVD）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患者的首要死因，均超过40%^[3]。从另一角度来看，在我国所有心血管死亡事件中，高达70%的患者伴有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

图2. 糖代谢异常对预期寿命的影响

T2DM并非单一疾病，其临床表型与并发症风险存在显著个体差异——有人偏瘦即发病，有人伴随严重肥胖；有人易发生心血管并发症，有人则以肾脏并发症为主。然而，传统方法多采用“硬性分类”，难以反映患者表型在个体间的连续渐变特征，也无法充分揭示疾病的复杂异质性；而精准揭示这种异质性，有助于推进个体化诊疗与长期风险管理。

为揭示这种异质性，黄恺教授团队依托全国代表性人群队列（CCDRFS）——纳入10 091名新发T2DM患者，运用判别降维树（DDRTree）算法，将常规临床指标转化为直观的“树状图谱”，首次实现了中国T2DM人群代谢风险异质性的可视化呈现与精准分型^[4]。

研究采用7项常规临床指标——BMI、收缩压（SBP）、舒张压（DBP）、糖化血红蛋白（HbA_1c）、高密度脂蛋白（HDL）、总胆固醇及甘油三酯，将T2DM的异质性摆在1张可解释的连续性地图上（图3）。图谱上的每个点代表具有特定表型特征的个体，混合特征的患者位于主树干中心，极端表型逐渐延伸至树梢，从而更清晰地呈现糖尿病的异质性，避免了传统“硬性分类”的局限。

图3. 基于DDRTree算法构建的T2DM异质性可视化图谱

研究发现，中国T2DM人群不同表型与死亡风险呈现显著差异（图4）：

位于树右侧的患者：表现为血压升高和肥胖，CVD和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升高；癌症死亡风险分布与全因死亡相似，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位于树左上部的患者：表现为HbA_1c升高、血脂异常（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且高密度胆固醇降低）及中度肥胖，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昏迷死亡风险最高。

位于树左下部的患者：表现为较高的高密度胆固醇和总胆固醇水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死亡风险显著升高。

图4. 新诊断T2DM全因及特定死因死亡风险异质性的可视化

另外，在基于UK Biobank新发糖尿病人群的验证分析中，各特定死因死亡风险分布总体与CCDRFS一致。但CVD死亡高风险主要集中在肥胖、血脂异常并伴有中度高血糖的人群中，这与中国人群中CVD死亡高风险主要由血压升高和肥胖驱动略有不同。这些结果不仅部分验证了中国人群研究的发现，也揭示了中国糖尿病人群特有的风险模式，尤其是血压与心血管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更为突出。

鉴于T2DM在确诊时已有约50%的胰岛β细胞功能丧失，早期筛查与诊断至关重要。目前，空腹血糖（FPG）、餐后2小时血糖（2hPG）和HbA_1c是诊断糖尿病前期的三大标准。然而，这三种标准识别的人群重叠度有限，三者均异常的比例仅为5.9%^[5]。

图5. 不同诊断标准下前糖尿病流率

更重要的是，不同诊断标准的预后价值存在巨大差异。研究发现，单纯由FPG升高定义的前糖尿病，与额外死亡风险并无显著关联。相比之下，由2hPG或HbA_1c升高定义的前糖尿病，则与全因死亡及心血管死亡风险显著增加相关。特别是符合2hPG标准的个体，无论其他指标如何，其全因死亡风险均显著升高。这凸显了2hPG在识别高风险人群中的独特价值，提示临床筛查不应仅依赖FPG^[5]。由2hPG和HbA_1c定义的前糖尿病与预期寿命缩短（1.1~2.3年）相关，而这些寿命损失主要由心血管疾病死亡导致。

面对糖代谢异常带来的严峻挑战，综合风险管理是逆转不良预后、延长健康寿命的“金钥匙”。一项覆盖中国慢病危险因素监测人群（CCDRFS）、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US NHANES）、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三大队列的重磅研究，揭示了危险因素控制达标与糖尿病患者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针对六项常见危险因素的控制达标情况展开分析，具体包括：血糖达标（HbA_1c<7.0%）、血压达标（SBP<140 mmHg）、血脂达标（TG<1.7 mM且HDL-C达标）、健康体重（BMI达标）、从不吸烟、规律体力活动（每周≥150分钟）。研究结果振奋人心：对危险因素控制良好的T2DM患者（未达标危险因素≤1项），其预期寿命与非糖尿病人群相当。然而，控制极差（未达标危险因素≥5项）的患者，死亡风险是非糖尿病人群的2倍以上，预期寿命大幅缩短6~9年^[6]。

但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在综合达标率（即满足≥5个达标因素）方面，我国CCDRFS队列仅为16.0%。这充分表明，尽管综合管理是改善预后的必由之路，但当前实践仍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亟需借助公共卫生政策与医疗体系的干预，强化对多重风险因素的协同管理。

综上所述，我国正面临由糖代谢异常驱动的沉重疾病负担，其中心血管事件是导致过早死亡的主要推手。T2DM的高度异质性亟待超越传统分类的精准诊疗模式，而前瞻性地重估前糖尿病诊断维度，特别是强化2hPG和HbA_1c的筛查地位，是实现疾病关口前移的战略要点。最终，全面的危险因素综合管理是逆转T2DM患者不良预后、使其回归正常寿命轨迹的根本途径。鉴于当前普遍存在的管理差距，通过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政策与持续优化的医疗体系干预，全面强化心血管代谢风险的综合管理，已是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

黄恺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医学博士，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医学领军人才（第一层次）、美国心脏病学院Fellow(FACC）、代谢异常和血管衰老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湖北省代谢性心血管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和胸痛专委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湖北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胸痛中心联盟主席、《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网络版)》副主编、《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副主编。主要从事代谢异常相关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研究工作。主持二十余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和重点项目研究，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共发表SCI 论文160余篇，并获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主持的研究先后荣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均排名第一） 。2024年被评为“华中卓越学者”， 2022荣获第五届人民名医“卓越建树”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