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十年间，CKD的治疗格局长期受制于有限的有效手段。早期临床研究显示，糖尿病肾病患者在安慰剂治疗下，肾小球滤过率（eGFR）年下降速率可达10~15 ml/min/1.73m²，即使使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等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抑制剂（RAASi），年下降速率仍维持在8~10 ml/min/1.73m²。对于初始eGFR在50~60 ml/min/1.73m²的患者，按此进展速度，约10年内即可能进入肾衰竭阶段。

这种治疗困境导致医疗资源长期向终末期肾病管理倾斜，透析与移植服务成为核心医疗供给。临床实践中，医患双方均默认肾功能衰退的必然性，治疗目标局限于“适度延缓”，缺乏对疾病逆转的追求。这种消极导向不仅影响治疗积极性，也忽视了早期干预的潜在价值，使得大量患者错失最佳治疗窗口。

治疗理念的转变源于一系列革命性药物的研发与临床应用。以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为代表的新型药物，打破了传统治疗的瓶颈。CREDENCE试验显示，在RAASi基础治疗上联合卡格列净，糖尿病肾病患者的eGFR年下降速率从安慰剂组的-4.52 ml/min/1.73m²降至-1.85 ml/min/1.73m²；DAPA-CKD研究则证实，达格列净可将糖尿病与非糖尿病CKD患者的eGFR年下降速率控制在-1.58 ml/min/1.73m²，远优于单纯RAASi治疗的-3.84 ml/min/1.73m²。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联合治疗策略的成熟。将RAASi、SGLT2i与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nsMRA）、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联合使用，可实现疗效的协同放大。FLOW研究等汇总数据显示，SGLT2i与GLP-1RA联合治疗能将eGFR年下降速率进一步控制在1.3~1.5 ml/min/1.73m²。CONFIDENCE试验更证实，多数患者经SGLT2i与nsMRA联合治疗后，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可降低50%以上，恢复至接近正常水平。

在肾小球疾病领域，靶向治疗的突破同样显著。针对IgA肾病（全球最常见的肾小球疾病）的B细胞靶向治疗与补体抑制剂，使患者eGFR年下降速率从传统治疗的 2-3 ml/min/1.73m²降至1 ml/min/1.73m²以下。这些数据共同证明，CKD的肾功能衰退并非不可避免，通过科学干预完全可以实现有效控制甚至逆转。

CKD的缓解定义需基于其无症状特性，以客观的肾功能指标为核心依据。考虑到疾病分期的异质性，研究者提出了适用于所有CKD患者的联合定义：一是eGFR长期斜率＜1 ml/min/1.73m²/ 年，这一数值与健康人群的生理性肾功能下降速率一致；二是eGFR恢复正常（＞60 ml/min/1.73m²）且无白蛋白尿（图1）。

图1. CKD缓解新范式

这一定义清晰区分了不同疾病阶段的缓解目标：对于中重度CKD患者（eGFR＜45 ml/min/1.73m²），维持缓慢的eGFR下降速率即可判定为缓解；而早期患者（eGFR＞45 ml/min/1.73m²）则需实现肾功能完全正常与白蛋白尿消失，达到更严格的缓解标准。这一分层定义既体现了临床实际的差异性，又为治疗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导向。

CKD缓解的核心价值在于显著降低患者的远期风险。实现缓解的患者，不仅肾衰竭风险大幅下降，心血管并发症与全因死亡率也显著降低。临床判定时需注意，缓解不同于治愈，需持续维持治疗以避免疾病复发，一旦停药可能导致肾功能再次恶化。

白蛋白尿水平是判定缓解可能性的关键预测因子。研究显示，UACR＞30 mg/mmol的患者，其疾病缓解或逆转的概率仅为无白蛋白尿患者的五分之一。这一发现凸显了白蛋白尿筛查的重要性——白蛋白尿通常从A2期（UACR 3-30 mg/mmol）逐步进展至A3期（UACR＞30 mg/mmol），早期检测并干预能显著提升缓解概率。因此，eGFR与UACR的联合监测应作为缓解判定的常规手段。

糖尿病肾病作为全球CKD与肾衰竭的首要病因，其缓解策略已形成成熟的联合治疗方案。基于现有临床证据，推荐采用RAASi、SGLT2i、nsMRA与GLP-1RA的三联或四联疗法，尤其适用于UACR＞100 mg/mmol的患者。

这一联合方案的优势在于多靶点协同作用：RAASi阻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以减轻肾脏纤维化；SGLT2i通过渗透性利尿改善肾小球内高压；nsMRA规避了传统甾体类药物的高钾风险，进一步抑制肾脏炎症；GLP-1RA则在降糖的同时改善内皮功能。临床数据显示，该方案可使多数患者的白蛋白尿降低60%-80%，eGFR年下降速率控制在1 ml/min/1.73m2 左右，真正实现疾病缓解。

治疗启动时机至关重要。在糖尿病肾病早期，即微量白蛋白尿阶段（UACR 3-30 mg/mmol）启动联合治疗，缓解率可达到60%以上；而在大量白蛋白尿期启动，缓解率虽有所下降，但仍能显著改善预后。因此，对于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应常规进行肾功能筛查，实现早期干预。

肾小球疾病的缓解策略呈现疾病特异性特征。对于微小病变肾病、膜性肾病等传统上对治疗反应较好的疾病，缓解目标已明确为蛋白尿完全或近完全缓解，同时维持eGFR稳定。而对于IgA肾病等进展性肾小球疾病，治疗理念已从“延缓进展”转向“追求缓解”。

IgA肾病的缓解方案以免疫靶向治疗为核心，联合传统肾脏保护药物。B细胞靶向药物长期随访数据显示，治疗组患者eGFR年下降速率稳定在1 ml/min/1.73m²以下，显著优于传统支持治疗的-2~3 ml/min/1.73m²。同时，RAASi与SGLT2i的联合使用可进一步优化肾功能保护效果，配合血压控制达标（通常＜130/80 mmHg），能最大程度提升缓解概率。

其他肾小球疾病如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等，也在探索针对性的靶向治疗方案。补体抑制剂、细胞因子拮抗剂等新型药物的临床研究显示出良好前景，有望将这些难治性疾病的缓解率提升至新水平。

早期筛查是实现缓解的前提条件。由于CKD早期无症状，人群筛查成为发现潜在患者的唯一有效途径。推荐对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患者及肾脏病家族史人群，定期进行eGFR与UACR联合检测。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人群队列研究中，通过早期筛查发现的CKD患者，疾病缓解或逆转的比例显著高于临床症状出现后诊断的患者。

风险分层能优化治疗资源配置。基于eGFR水平、白蛋白尿分级、血压控制情况及合并症等指标，可将患者划分为低、中、高风险组。高风险患者（如UACR＞30 mg/mmol、eGFR快速下降）应立即启动强化联合治疗，并由肾病专科医生管理；中低风险患者可在初级医疗机构进行常规监测与基础治疗，定期评估病情变化。

临床惰性是阻碍缓解目标实现的重要障碍。部分临床医生仍满足于将白蛋白尿降低 30%~50%，而忽视了通过联合治疗实现60%-80%降幅乃至正常化的可能性。因此，需加强临床医生的理念更新，推广指南推荐的联合治疗方案。

治疗启动策略应趋于积极。对于高风险患者，可采用RAASi、SGLT2i、nsMRA或GLP-1RA同步启动的模式。这种风险导向的治疗模式，能在肾功能显著受损前快速控制疾病进展，为缓解创造条件。同时，需重视药物的安全性监测，避免高钾血症、脱水等不良反应影响治疗依从性。

CKD治疗范式的转变，标志着肾病学领域进入了“肾脏健康维护”的新时代。随着研究的深入，缓解策略将进一步优化：在药物研发方面，针对特定肾病亚型的靶向药物将不断涌现，如IgA肾病的补体抑制剂、多囊肾的通路抑制剂等；在治疗方案上，个体化联合治疗将成为主流，基于患者的基因特征、疾病亚型与合并症，制定精准治疗方案。

特殊人群的缓解研究将逐步拓展。目前，针对1型糖尿病肾病、终末期CKD（eGFR＜20 ml/min/1.73m²）、肾移植术后患者的药物再利用研究正在进行，这些人群的缓解目标有望在未来实现突破。同时，数字医疗技术的应用将提升治疗管理效率，通过可穿戴设备与移动健康应用，实现肾功能指标的实时监测与治疗依从性的动态管理。

医患观念的转变是实现缓解目标的关键。患者应摆脱“肾病必然进展”的消极认知，积极配合早期筛查与长期治疗；临床医生则需树立“以缓解为标准”的治疗理念，主动采用联合治疗方案。通过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将CKD从“不可逆转的进展性疾病”转变为“可有效控制的慢性疾病”，让更多患者实现肾功能长期维持，远离透析与移植的困扰。

CKD的缓解不仅是医学技术的突破，更是一种健康理念的革新。它意味着肾脏病治疗不再是被动延缓，而是主动维护；不再是终末期的无奈应对，而是全病程的积极管理。随着筛查体系的完善、治疗药物的普及与医疗模式的优化，CKD缓解将成为临床常规，为全球亿万肾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这一转变不仅能显著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更能大幅降低医疗负担，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