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应对肥胖这一全球性健康挑战，推动其诊疗向科学化、标准化发展，世界肥胖联盟设立了SCOPE（肥胖专业教育战略中心）这一国际化专业教育项目。自2003年启动以来，SCOPE通过线上学习模块、全球巡回举办的SCOPE学校以及严格的学分与考试体系，为全球医疗健康从业者提供系统化、循证化的肥胖预防与临床管理培训，旨在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并通过认证机制培养国际认可的肥胖管理专业人才。
2025年12月，SCOPE大师班在京举行。本刊有幸与世界肥胖联盟核心专家、前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Alex Miras展开对话。本次专访聚焦于“大脑如何驱动肥胖”这一核心科学命题，深入探讨了大脑双重调控系统失衡是如何导致肥胖的，以及这一认知变革如何推动肥胖从诊断到治疗的范式转型，从而为肥胖防控提供更科学、更精准的应对策略。
《心肾代谢时讯》
如何看待当前全球肥胖率持续上升的趋势？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Miras教授：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肥胖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问题，而是跨越国界、影响数十亿人口的共同挑战。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化与肥胖率的快速攀升呈现出显著关联。西方发达国家较早经历了这一转变，而如今，正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肥胖流行压力。
推动这一趋势的是多重社会与环境因素的复杂交织。一方面，现代食物体系使得高热量、深加工食品变得极其易得、廉价且具有强烈感官吸引力，无形中诱导着过度消费。另一方面，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模式带来了持续的精神压力与普遍不足的睡眠时间，进一步扰乱了人体自然的能量平衡调节机制。
然而，在相似的环境暴露下，个体对肥胖的易感性却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象深刻揭示：肥胖并非单纯源于“意志力薄弱”，其背后存在着坚实的生物学基础。遗传与生理层面的差异，使得某些人群在面对致胖环境时更具抵抗力，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现出更高的代谢脆弱性。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来自美国的监测数据带来了审慎乐观的信号：该国肥胖率在达到历史高点后，首次呈现趋缓甚至轻微下降态势。尽管这一趋势的持续性仍需观察，但它或许标志着，随着新型药物疗法等科学干预手段的普及，人类在遏制这场全球性慢病流行的漫长战役中，终于迎来了第一道破晓的曙光。
《心肾代谢时讯》
肥胖的生理机制极为复杂，涉及多个层面。您认为肥胖研究最重要的突破性发现是什么？
Miras教授：
在过去二十年的肥胖研究中，一个逐渐清晰的科学共识正在形成：大脑是调控体重与能量平衡的中枢，也是肥胖发病机制中的核心器官。虽然脂肪组织、肠道、肝脏等多器官共同参与代谢调节，但绝大多数已知的肥胖相关遗传易感性基因，其表达和作用位点均集中在大脑。
现代医学发现，大脑对食欲的调控呈现为双重并行系统：稳态调控与非稳态调控（见下图）。
稳态系统如同生物恒温器，以下丘脑为核心，整合瘦素等脂肪信号、胃肠饱腹信号、血糖及迷走神经传入等生理信息，设定并长期维持个体体重调定点；其失调可导致身体维持着过高的设定点，是导致肥胖难以逆转的病理基础。
非稳态调控系统是受心理、环境和社会因素驱动的“行为引擎”，涉及边缘系统及皮层，通过学习经验、情绪压力、生物钟紊乱等机制，常在能量充足时依然驱动进食，甚至压倒稳态调节——这正是现代致胖环境作用于人体的主要神经通路。这两大系统的失衡与交互，构成了肥胖发生与进展的核心神经生物学基础。
这一认知突破，使人们重新理解了肥胖的本质——它并非仅仅源于代谢失衡，更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调节紊乱密切相关。大脑是所有肥胖相关信号的最终整合者与决策中枢。无论信号来自脂肪组织（如瘦素）、胃肠道（如GLP-1）、胰腺（如胰岛素）还是外部环境，都需要在大脑中解码并转化为食欲或饱腹的感知。
基于这一机制认知，现代肥胖治疗的策略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单纯关注热量摄入与消耗，转向精准干预大脑调控系统。真正有效的治疗手段，无论是结构化的营养方案、科学的运动处方，还是新型药物与代谢手术，其作用机制最终都指向调节神经内分泌系统以影响能量平衡。当前广泛应用的肠激素类药物就是这一治疗理念的成功实践。其通过模拟人体自身的食欲调节信号，直接作用于大脑相关的受体区域，从而系统性地调控摄食行为与能量代谢，成为靶向神经内分泌通路的代表性疗法。
简而言之，大脑中心理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肥胖病理机制的理解，也为未来开发更精准、更持久的干预策略奠定了科学基础。它标志着肥胖诊疗正从传统的代谢管理模式，迈向以神经调控为核心的系统整合新阶段。
《心肾代谢时讯》
这种对机制的新认识，如何改变了我们对肥胖的定义和分类方式？
Miras教授：
人们对肥胖的认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已经从单纯的体重指数（BMI）定义转向包括BMI在内的多项脂肪测量指标（如腰围/身高比、腰围等）的综合评估。更重要的是，新型肥胖的定义同时结合了并发症的情况。这里有两个新概念需要理解：
临床肥胖：定义为脂肪过量，同时明确伴发肥胖相关的合并症。
临床前肥胖：仅有脂肪过量，使个体处于并发症风险中，但尚未出现临床表现。
在全球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区分具有重要的临床实践意义。临床医生可以此确定优先治疗顺序。首先干预已出现相关并发症的临床肥胖患者，然后关注有并发症风险的临床前肥胖人群。这也意味着临床的决策基础从“体重有多重”转向了“病情有多严重”。
《心肾代谢时讯》
展望未来，您认为肥胖研究和实践中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Miras教授：
我认为未来肥胖的研究有四个关键方向：
第一，增加医疗可及性。我们需要将肥胖的管理从医院转移到社区，因为大多数慢性病患者是在社区接受管理的。这是扩大服务覆盖面的关键一步。
第二，降低治疗成本。我们需要通过降低治疗成本，尤其是药物的价格，使治疗变得更加可及。虽然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加快这一进程。
第三，迈向精准医疗。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了解哪些人群对某种特定治疗的反应最佳，实现真正的个体化肥胖管理。目前医学家对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需要大规模的研究来完善这一领域。
第四，发展组合疗法。与癌症治疗类似，对于复杂和严重的肥胖病例，我们需要采用多模式的干预方案。但如何将药物与手术结合？如何将医疗干预与行为管理有效地融合？这些都需要更多高质量的医学证据支持。
结语
与Miras教授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领域：肥胖正从简单的热量失衡问题，被重新定义为复杂的“脑-体交互”疾病。从关注体重数字到重视疾病状态，从单一治疗到组合干预，从医院中心到社区网络——这些转变共同指向一个更加科学、精准和人性化的肥胖防控未来。
在环境挑战与生物易感性交织的复杂图景中，科学的进步正为我们提供新的理解工具和干预手段。正如Miras教授所指出，美国数据的积极变化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全球对这一健康挑战认识的深化和应对策略的完善，人类在肥胖防控这场持久战中，正逐步转向更加主动和有力的位置。
全球合作、科学创新和医疗公平，将是决定这场战役最终走向的关键要素。而每一次认知的深化，每一种疗法的改进，每一份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在为这个日益沉重的全球健康负担寻找着更轻盈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Begg, D. P. (2013). The endocrinology of food intake. Nature Reviews Endocrinology, *9*(10), 584–597. https://doi.org/10.1038/nrendo.201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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