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应对肥胖这一全球性健康挑战,推动其诊疗向科学化、标准化发展,世界肥胖联盟设立了SCOPE(肥胖专业教育战略中心)这一国际化专业教育项目。自2003年启动以来,SCOPE通过线上学习模块、全球巡回举办的SCOPE学校以及严格的学分与考试体系,为全球医疗健康从业者提供系统化、循证化的肥胖预防与临床管理培训,旨在提升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并通过认证机制培养国际认可的肥胖管理专业人才。
2025年12月,SCOPE大师班在京举行。我们特邀SCOPE大师班国际嘉宾,来自澳大利亚St George Private医院的Georgia Rigas教授进行深度访谈。Rigas教授的研究曾揭示,澳大利亚肥胖患者平均在体重问题出现近9年后才首次寻求医疗帮助,这一数据清晰反映出社会层面对肥胖疾病属性的认知仍严重不足。
在本次交流中,Rigas教授立足于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系统阐述了当前肥胖管理领域的几个关键议题:医患之间的认知差异与转变路径、基于循证医学的个体化评估工具如何落地应用、在资源限制与患者期望之间寻求平衡的现实策略等。她的见解不仅为临床工作者提供了具操作性的参考,也为推动公众认知与健康政策的进步带来了重要启发。

《心肾代谢时讯》
Q1
Rigas教授,您的团队研究曾指出肥胖患者存在显著的就医延迟。您是如何看待当前肥胖患者在寻求帮助方面,以及对肥胖认知上的变化?
Rigas教授:
我们发表于2022年的研究确实显示,澳大利亚肥胖患者(BMI ≥ 30)从首次意识到体重问题到主动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平均间隔长达8.9年。这一现象背后存在多重原因:当时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周一次给药的GLP-1受体激动剂尚未普及,临床主要依靠第一代减重药物结合生活方式干预,平均减重效果约为起始体重的8%~10%;更关键的是,公众普遍缺乏对肥胖作为慢性疾病的科学认知,社会层面也缺乏系统性宣传,未能将肥胖明确定义为需要医学干预的疾病,而更多人将其视为个人行为选择。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近五年。随着长效GLP-1受体激动剂等创新疗法问世,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肥胖患者主动前来门诊,询问自己是否符合用药条件、能否接受规范治疗。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对这一变化深感鼓舞——它不仅意味着治疗手段的进步,更反映出患者健康意识的觉醒和就医行为的积极转变。这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得以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评估、教育和长期管理。
总体而言,这一认知与行为变化是多方推动的结果:既包括对医疗从业者的继续教育,也离不开面向公众的健康科普,同时还涉及医疗系统能力的提升,例如配备适宜的诊疗设备、完善肥胖管理路径,从而为患者提供可及、有效、全周期的照护支持。
《心肾代谢时讯》
Q2
您参与了澳大利亚肥胖管理路径的制定,这是一个旨在简化临床决策的工具。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Rigas教授:
该路径整合了当前最佳循证医学证据,并使用“Edmonton肥胖分期系统”来给患者进行分层。这一工具可协助临床工作者系统地评估患者的状况。所有肥胖患者在评估后进入有两类管理路径:
一是适用于初级保健的场景,涵盖生活方式干预,包括低热量饮食、运动及药物治疗等基础方案;
二是针对疾病分期较高(如Edmonton分期≥3级)、伴有复杂共病、或对常规治疗应答不佳的患者,需启动快速转诊机制至专科诊疗单元,并评估包括代谢手术在内的强化干预指征。
这一路径不仅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更确立一个临床理念:肥胖管理不应仅局限于对体重指数(BMI)的评估,而应全面审视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共病情况,尤其需要关注危害性更高的内脏脂肪蓄积程度。该路径已被提炼为一页纸的临床决策流程图,旨在帮助医生快速、规范地作出循证医学决策。
为确保该路径始终与最新科学进展同步,我们建立了动态更新机制,约每1~2年依据新出现的疗法与证据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估与修订,从而保持其在临床实践中的时效性与指导价值。

《心肾代谢时讯》
Q3
在现实世界中,基于证据的治疗策略常与患者的过高期望或医疗资源限制产生冲突。 如何平衡疗效、患者预期和医疗可及性?
Rigas教授:
平衡疗效、患者预期和医疗可及性确实是一个多维度的问题,涉及临床、心理与社会经济等多个层面。
首先,最根本的挑战在于治疗的可及性与公平性。在澳大利亚,目前所有肥胖治疗药物均未被纳入政府补贴范围,患者必须完全自费。这给肥胖的治疗带了明显的障碍,因为临床观察与数据均显示,疾病负担最重、最迫切需要治疗的患者,往往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支付能力有限。因此,我一直在积极参与公共倡导,呼吁政策制定者关注这一健康不平等问题,推动将基于循证医学的肥胖治疗纳入公共医疗保障体系。
其次,是患者期望的管理与对齐。我们开展的ACTION研究表明,患者的个人减重期望、医学上可实现的减重幅度以及改善其特定健康状况所需的减重目标,三者之间常常存在显著差距。为弥合这一认知鸿沟,我在临床中建立了一套结构化的沟通工具。
具体而言,我会在诊间使用一张可视化幻灯片,其中清晰列出不同减重幅度区间(例如5%、5~10%、10~15%等)及其对应可显著改善的并发症(如2型糖尿病、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等)。我首先会邀请患者阐述他们的健康目标与心目中理想的减重数值,随后引导他们在图表中定位其自身所患的疾病及健康目标所需的减重数值。例如,若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循证证据表明,减重10~15%可带来血糖、胰岛素抵抗等方面的实质性改善。由此,我们便能基于客观证据共同设定一个科学、个性化的治疗目标。
这一过程有效地将外部证据转化为医患同盟的共识基础,治疗目标不再由医生单方面设定。它不仅帮助管理患者的预期,更将治疗的焦点从单纯的减重数字转向以健康结局为导向、注重减重质量(如减少内脏脂肪、维持瘦体重) 的长期管理路径,从而提升治疗依从性与可持续性。

《心肾代谢时讯》
Q4
肥胖管理涉及多学科团队。如何协调不同专业的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持续支持?
Rigas教授:
这个问题也恰好与之前讨论的“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咨询时间”密切相关。我们之前曾发表文章指出,肥胖作为一种复杂的慢性疾病,并不需要在单次诊疗中解决所有问题。
在实际工作中,我经常采用一种名为“共同绘制临床路线图”的方法。具体而言,我会与患者一起创建一张可视化的思维导图:将患者姓名置于中心,周围系统地列出所有不同纬度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医学问题(如血糖、血压)、心理健康状况、行为习惯、社会支持等。随后,我会邀请患者使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其中对他们当下生活质量和健康感知影响最大的一到两个核心问题。
这个“共同设定优先顺序”的过程具有关键意义。有时患者的首选问题与临床评估重点一致,有时则反映其个性化的诉求与体验。无论一致与否,这个过程本身已建立起协作的基础。基于此,我们会共同商定一个分阶段实施的计划:在接下来的数周至数月内,集中资源与精力优先突破已达成共识的核心问题,同时将其它方面纳入长期管理的议程中逐步推进。这实际上为患者提供了一份清晰的慢性病管理路线图,帮助他们理解肥胖管理是一个需要持续调整、动态优化的漫长旅程,而非一次性的治疗冲刺。
通过这种方式,患者不仅感受到被倾听与尊重,也能在专业引导下,以结构化的方式参与到自身健康管理中。这种以患者为中心、分阶段推进的策略,在提升治疗依从性、改善医患协作以及实现长期健康目标方面,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

采访后记
与Rigas教授的对话清晰揭示,现代肥胖管理正朝着更精准、更循证、更以患者为中心的方向演进。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的工具(如分期系统、管理路径)和有效的沟通(如期望管理、共同决策),将复杂的医学证据转化为医患同盟的实践指南,并在多学科支持下,引导患者走上可持续的健康改善之旅。面对可及性与公平性的挑战,则需要政策制定者与医疗系统共同的努力。
参考文献:
Rigas, G., Williams, K., Sumithran, P., Brown, W. A., Swinbourne, J., Purcell, K., & Caterson, I. D. (2020). Delays in healthcare consultations about obesity - Barriers and implications. Obesity research & clinical practice, 14(5), 487–490. https://doi.org/10.1016/j.orcp.2020.08.003
Markovic, T. P., Proietto, J., Dixon, J. B., Rigas, G., Deed, G., Hamdorf, J. M., Bessell, E., Kizirian, N., Andrikopoulos, S., & Colagiuri, S. (2022). The Australian Obesity Management Algorithm: A simple tool to guide the management of obesity in primary care. Obesity research & clinical practice, 16(5), 353–363. https://doi.org/10.1016/j.orcp.2022.0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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