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动脉粥样硬化被视为一种“管道堵塞”，其核心机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在血管壁内的被动堆积，最终导致管腔狭窄。因此其风险评估与治疗决策长期围绕“降胆固醇”和“解决狭窄”展开。然而，随着证据的累积，现代观点明确：动脉粥样硬化并非简单的脂质沉积，而是一场由免疫驱动的、高度活跃的慢性炎症过程^[1]。

 在这一新范式中，LDL-C是关键的炎症触发因子。当LDL-C浸润血管内膜并被氧化修饰后，激活血管内皮的炎症应答。这引发了一系列精密的免疫级联反应：单核细胞被募集并分化为巨噬细胞，大量吞噬脂质形成泡沫细胞；同时，T淋巴细胞、肥大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被激活并聚集，持续释放促炎因子。这一漫长的“炎症风暴”不断重塑斑块内部结构——侵蚀保护性的纤维帽、扩大坏死脂质核心、促进新生血管形成，最终将稳定的斑块推向易破裂的“高危”状态，直接导致心肌梗死或脑卒中^[2]。

这一机制转变，直接动摇了以“管腔狭窄百分比”作为主要干预依据的传统临床逻辑。影像学研究提供了铁证：约70% 的急性心肌梗死源于易损斑块的破裂，而非最狭窄的病变；在由CT扫描确诊的斑块侵蚀所致心肌梗死患者中，其中56.4% 的病变血管狭窄程度未超过75%^[3,4]。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决定斑块是否会引发急性事件的关键是炎症活性，而非单纯的解剖学狭窄。一个狭窄不重但炎症活跃的斑块，其危险性可能远高于一个狭窄严重但已钙化稳定的斑块。

人们对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认知是建立在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临床试验基础上的。这些研究共同构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链：炎症不仅是伴随现象，更是与胆固醇平行、独立且可直接干预的致病核心。其中，高敏C反应蛋白（hsCRP）作为关键的炎症生物标志物，其临床价值已被确立。

尽管强化降脂治疗已将LDL-C降至极低水平，但心血管事件风险并未完全消除，这被称为残余风险。FOURIER研究的事后分析发现，即使依洛尤单抗联合他汀治疗已经将LDL-C中位数降至理想水平，基线hsCRP的水平每增加一倍，参与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显著增加9%^[5]。这一关联在调整包括LDL-C在内的多种变量后依然存在，证明hsCRP是独立于且不亚于LDL-C的强效风险预测因子。 

如果说FOURIER揭示了关联，那么CANTOS试验则完成了因果性验证。该研究在超过1万例既往心肌梗死且hsCRP≥2 mg/L的患者中，使用特异性抗炎药物抗IL-1β单抗（卡那奴单抗），在不影响血脂水平的前提下，成功降低了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率^[6]。该研究首次证实 “单纯抗炎即可预防心血管事件” ，为炎症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核心驱动地位提供了直接证据。

在CANTOS之后，更具普适性的抗炎策略得到验证。COLCOT和LoDoCo2两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证明，每日服用低剂量秋水仙碱（0.5 mg），可使稳定型冠心病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约25%～30%^[7,8]。

此外，长达30年的女性健康队列研究显示，hsCRP对心血管事件的预测能力与LDL-C相当，甚至在女性群体中呈现出更大的风险梯度，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长期风险评估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充分证据证实慢性炎症是推动ASCVD进展的引擎之一。因此临床实践必须从单一的“脂质中心”模式，转向 “脂质-炎症并重” 的双轨评估体系。在强化降脂基础上，识别并干预慢性炎症，进一步降低心血管残余风险、实现更全面二级预防的关键策略。

基于从基础到临床的完整证据链，动脉粥样硬化的抗炎治疗已形成一套清晰、分级的临床应用路径。这一路径不再局限于单一药物，而是构建了一个从生活方式基石，到精准药物干预，再到前沿靶点探索的立体化防治体系。 

生活方式干预是抗炎管理的首要及根本措施，其效果得到量化数据的支持[9]：

• 饮食：坚持地中海或DASH饮食模式，可使C反应蛋白（CRP）水平降低 20%～30%。

• 运动：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降低CRP 25%～35%。

• 减重：体重指数每下降 1 kg/m²，伴随的hsCRP平均降低约 0.13 mg/L。

• 戒烟：成功戒烟后，炎症水平可在6个月内降至与非吸烟者相当的水平。

这些干预手段安全、普适，是所有ASCVD患者及高危人群必须严格执行的基础抗炎处方。

在生活方式基础上，对于已存在明确“残余风险”的患者，药物治疗提供了直接干预工具。

• 核心药物：每日服用低剂量秋水仙碱（0.5 mg），可使稳定型冠心病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显著降低约25%～30%，且安全性良好，已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用于该适应证^[7,8]。

  
  

• 精准适用人群：2025年ACC科学声明明确提出，对于已确诊ASCVD且在强化降脂治疗后hsCRP水平仍≥2 mg/L的患者，应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常规加用低剂量秋水仙碱^[9]。 

除上述成熟策略外，其他抗炎路径也在积极验证中。

• 他汀类药物：除降脂外，其本身具有抗炎作用。JUPITER研究显示，对于hsCRP升高的健康人群，瑞舒伐他汀可将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 47%^[10]。

• ω-3脂肪酸：高纯度制剂（如EPA）在特定研究中显示出降低事件风险的作用，但最佳剂量与人群仍需明确。

• 新型生物制剂：靶向IL-6等特定炎症因子的单克隆抗体（如ziltivekimab）正处于Ⅲ期临床试验阶段，有望为未来提供更精准的武器。

总结而言，生活方式干预是抗炎治疗的基础，对存在残余炎症风险的ASCVD患者可精准启动以低剂量秋水仙碱为代表的药物治疗。 

随着医学界对动脉粥样硬化的认知从单纯的“脂质沉积病”转变为“慢性炎症综合征”，ASCVD的临床管理路径也需要系统性革新。2025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科学声明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框架，其核心是将炎症风险评估与干预无缝整合到标准诊疗流程中。

ACC声明明确提出了一项可直接落地的临床建议：对于所有ASCVD患者，以及心血管风险处于中危或高危的人群，在进行血脂检测时，应同步检测hsCRP与脂蛋白(a)。这一举措旨在建立 “胆固醇-炎症”双重风险评估基线，将不可见的炎症状态转化为可量化、可追踪的临床指标，从而使残余炎症风险的识别成为诊疗常规。

基于hsCRP的检测结果，临床干预路径得以精确分层：

一级预防的干预起点：

对于尚无ASCVD的个体，如果hsCRP ≥ 3 mg/L，即使LDL-C水平不高，也标志着持续的炎症状态显著增加了心血管风险。这不仅是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地中海饮食、规律运动、戒烟减重）的明确信号，也是考虑启动他汀类药物治疗（参照JUPITER研究模式）的重要依据^[9,10]。

二级预防的治疗靶点：

对于已确诊ASCVD的患者，若在充分他汀治疗或联合降脂后，hsCRP仍持续 ≥ 2 mg/L，则明确存在“残余炎症风险”。ACC声明建议，对此类患者，应在标准治疗基础上常规加用低剂量秋水仙碱（0.5 mg/日），以直接针对炎症通路降低事件风险。

尽管以冠周脂肪衰减指数（FAI） 为代表的CT影像技术，能在血管水平提供更直观的炎症与易损斑块信息，且证据不断积累，但考虑到可及性、成本及标准化问题，ACC声明暂不推荐其作为广泛的筛查工具。目前，hsCRP仍是用于临床决策的首选和核心生物标志物，影像学技术更多应用于研究或复杂病例的深化评估。

综上，新的临床路径构建了一个从广泛筛查（hsCRP） 到精准分层，再到靶向干预（生活方式/秋水仙碱） 的完整闭环。它标志着临床实践正式将“抗炎”从一个学术概念，转化为贯穿ASCVD一、二级预防的、可常规执行的标准化操作，为实现更全面的心血管风险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蓝图。

大量基础与临床研究已经清晰表明，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由脂质异常与慢性炎症相互作用驱动的系统性疾病。炎症如同血管内持续燃烧的“慢火”，在无声中削弱斑块稳定性，推动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将炎症纳入常态化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已成为破解心血管“残余风险”的必由之路。 

未来的ASCVD防控是以稳定斑块、生物学风险可控为目标，构建降脂与抗炎并重的综合管理模式。这一转变，标志着心血管疾病防治正从结构性治疗迈向机制性干预，也为实现更长期、更稳定的心血管获益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