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十届东方心脏病学会议(OCC 2026)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鸿谊教授系统性地阐述了CKD管理的困局与出路。
被忽视的CKD群体
CKD不仅是肾脏本身的疾病,更是心血管事件的重要驱动因素。研究表明,随着eGFR下降和尿蛋白水平升高,心血管死亡风险呈梯度增加。因此,欧洲心脏病学会(ESC)2021指南明确建议,将CKD作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的危险因素进行管理。
在CKM综合征的整体框架下,CKD、心血管疾病与代谢紊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驱动、彼此强化的三联征。CKD既是心血管事件的“放大器”,也是代谢异常的“蓄水池”。一旦心血管疾病患者合并CKD,往往意味着双重问题(图1)[1-4]:
一是危险因素未得到有效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可能未达标;
二是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未被抑制,例如RAAS系统激活等。
图1. CKD合并CKD面临的双重挑战
这两重问题相互叠加,互相促进,形成恶性循环,加速心、肾、代谢三重靶器官损害。因此,CKD的管理应置于CKM的全局视野下,进行多方位的干预,以实现心、肾、代谢的协同保护。
虽然CKD的临床后果严重,因为缺乏特异性症状,临床上3/4患者未能在早期被识别和进行规范治疗,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
一位60岁女性患者,因“活动后气促伴双下肢水肿1年余”入院。既往10余年高血压及糖尿病史,血压血糖均未得到有效控制。入院检查发现,患者的尿白蛋白肌酐比(UACR)高达5423 mg/g,eGFR仅17 ml/min/1.73m2。按照KDIGO分期,属于G4期肾病,接近终末期。
这是一个令人非常遗憾的病例,患者的CKD未能早期被识别,而终末期肾病的治疗选择极为有限。
简单易行,蛋白尿成为核心靶点
蛋白尿和心肾疾病密切相关。大量研究证实,控制蛋白尿水平可有效延缓CKD进展,同时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一项纳入78 342例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蛋白尿的降低与终末期肾病风险的减少显著相关[5];另一项纳入212 810例受试者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则证实,UACR的变化可预测未来的心肾结局:UACR降低>50%,CVD风险降低33%UACR下降;UACR降低在23%~50%,CVD风险降低20%(图2)[6]。
图2. UACR下降,可降低肾ESRD和CVD风险
正因如此,蛋白尿成为心肾代谢(CKM)管理的重要抓手。AHA 2023推荐将蛋白尿纳入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管理,强调其在风险评估和干预中的核心地位,推荐根据CKM分期,给予不同频率的UACR筛查[7]:
CKM 0期:每3~5年筛查一次;
CKM 1期或有妊娠糖尿病病史患者:每2~3年筛查一次;
CKM 2期:每年筛查;
对于KDIGO风险更高者,频率增加。
治疗策略:从孤军奋战到联合用药
识别CKD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如何用药?过去RAS抑制剂孤军奋战,如今随着各种新药的涌现,CKD治疗开始走向联合用药新格局。
RAS抑制剂:孤军奋战,力不从心
RAS抑制剂(RASi)是最早被证实可延缓CKD进展的药物,但效果有限。研究显示,在RASi干预前提下,3.4年内发生肾脏事件的风险仍高达40%,发生心血管事件风险达28.5%[8]。
居高不下的残余风险提示RAS抑制剂单药治疗无法有效地控制CKD进展。
心肾终点获益药物不断涌现
近年来,多类新型药物被证实可改善心肾终点预后,包括:SGLT2抑制剂、非奈利酮和GLP-1受体激动剂。这些药物通过不同但互补的机制(控制血流动力学压力、调节代谢、抑制炎症与纤维化),共同实现延缓肾病进展、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目标(图3)。
图3. 多种药物对CKD的不同作用机制
SGLT2抑制剂
与RAS抑制剂类似,SGLT2抑制剂可影响血流动力学,但两类药物对eGFR的影响存在差异:
RAS抑制剂:使用初期eGFR可下降约30%,约2个月后达到稳定状态(IRMA-2研究)[9]。
SGLT2抑制剂:通常出现在治疗开始后的2~3周eGFR急性下降(CREDENCE研究)[10]。
这种eGFR下降是可预期的血流动力学效应,不代表药物性肾损伤。临床医生应正确认识这一机制,合理管理患者预期,不应因轻度eGFR下降而轻易停用此类药物。
非奈利酮
非奈利酮是一种非甾体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MRA),可改善肾脏的炎症和纤维化,同时影响血流动力学。FIDELIO-DKD研究显示:非奈利酮起始治疗1个月后,因血流动力学影响可出现eGFR早期下降,此后则延缓eGFR下降。对此,临床应严密监测,谨慎评估[11]。
GLP-1RA
GLP-1RA不仅具有明确的降糖和心血管获益,其肾脏保护作用也日益凸显。FLOW研究发现,与安慰剂组相比,司美格鲁肽组可显著延缓eGFR下降速率并降低蛋白尿。其肾脏获益主要源自代谢的改善[12]。
联合用药:机制协同增效
随着具有不同作用机制新药的涌现,研究发现药物联合使用可实现“1+1>2”的心肾保护效应。
CONFIDENCE研究探讨了非奈利酮与SGLT2抑制剂联合使用的效果[13]。结果显示:
UACR降幅显著优效:联合治疗组尿白蛋白肌酐比(UACR)降幅达52%,而单药组(非奈利酮或恩格列净)约为29%(图4);
安全性良好:联合治疗组急性肾损伤(AKI)发生率为1.9%,非奈利酮单药组为1.0%,恩格列净单药组为0%。
图4. 非奈利酮与SGLT2抑制剂联合使用对UACR的影响
综上,随着更多新药的涌现,CKD治疗有了更多的选择。联合用药在提升疗效的同时,也带来了eGFR急性下降等安全性挑战。因此,2024年KDIGO指南强调:在关注上述药物心肾获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安全性,特别是联合用药时eGFR的急性变化。
研究进展:未来可期的新靶点
尽管RASi、SGLT2i、非奈利酮和GLP-1RA已构成了CKM管理的“四大支柱”,但仍有许多患者存在残余风险。因此,探索新靶点、开发新药物,是进一步优化CKM管理的重要方向。
sGC激活剂:Runcaciguat
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sGC)激活剂是心衰治疗领域的重要药物,其在CKD管理中的潜力也正在被探索。一项小样本研究显示,在SGLT2抑制剂治疗的基础上,加用sGC激活剂Runcaciguat可进一步降低UACR。该药物的优势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仍可使用,前提是血压能够维持[14]。
醛固酮合成酶抑制剂
醛固酮合成酶抑制剂是另一类备受关注的新靶点药物。该类药物通过抑制醛固酮的合成,从源头阻断盐皮质激素受体的过度激活。
研究显示,醛固酮合成酶抑制剂单药可降低血压10~15 mmHg,降压幅度超过任何单一降压药物;蛋白尿降低呈剂量依赖性,10 mg为最佳剂量;且无论是否使用SGLT2抑制剂,均可获得额外的蛋白尿降低获益[15]。
该药物作用机制与现有MRA(如非奈利酮)不同,预计将成为未来CKM管理的重要武器。
结语:CKM管理的三大困局与挑战
如今CKD管理已取得重要进展——蛋白尿作为核心靶点得到指南一致推荐,RASi、SGLT2i、非奈利酮、GLP-1RA四大支柱药物相继确立,联合用药策略显著改善了心肾预后——但当前仍面临三大困局与挑战。
早期筛查有待提高:虽然蛋白尿的筛查价值已明确,但高危患者(高血压、冠心病、心衰、房颤、糖尿病)的筛查率仍然偏低,亟需建立规范化的筛查流程。
药物策略有待优化:四大支柱药物的临床使用率仍低,联合用药的适宜人群、启动顺序、启动时机等关键问题亟待研究明确。
随访管理有待加强:联合用药在提升疗效的同时,也对eGFR等安全性指标的监测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目前患者随访率偏低,亟需建立多学科团队,完善长期随访体系。
破解这三大困局,是进一步提升CKD患者心肾预后的关键所在。
专家简介
-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 上海东方英才
-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预防学组委员
- 上海市医师协会合理用药委员会委员
- 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Circulation、JAMA Internal Medicine、Cardiovascular research等国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负责多项国自然基金课题
- 主要从事心血管血栓与代谢的临床和基础研究,聚焦心血管抗栓策略优化及靶点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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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garwal R, et al. N Engl J Med. 2025;393(18):1753-1763. doi: 10.1056/NEJMoa2410659.
[14] Gansevoort RT, et al.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24;gfae261. doi: 10.1093/ndt/gfae261.
[15] Bornstein SR, et a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4;26(6):2320-2329. doi: 10.1111/dom.1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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