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正同时经历着两场深刻变革:一方面,以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社会生活;另一方面,超重与肥胖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首要慢性病之一。这两股浪潮交汇进行,共同塑造着国民的健康轨迹。
近日,两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大规模研究,分别从“面”(整体移动互联网使用)和“点”(短视频应用)切入,为我们揭示了数字技术对中国成年人体重的惊人影响和复杂路径。
数字浪潮与体重危机交汇下的中国图景
中国正同时经历两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一方面,作为全球数字技术发展的领跑者,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已突破10亿大关,短视频等新兴数字平台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国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慢性病挑战——超过半数的成年居民正承受超重或肥胖的健康负担。这两股看似独立的社会趋势——数字生活的深度渗透与肥胖流行的持续蔓延——正在中国社会交汇融合,构成了具有全球意义的公共卫生新议题。
传统观点认为,肥胖的驱动因素主要归因于膳食结构不当和体力活动不足。然而,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之下,导致体力活动减少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单纯的“不愿动”演变为被屏幕时间挤占而“无法动”。这种转变的核心载体,已经从过去的电视机、台式电脑,演进为如今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已接近30小时,其中绝大部分增长来自移动端。智能手机以其无与伦比的便携性,将上网行为从“特定场所的特定活动”解构为“全天候、全场景的伴随状态”。更要命的是,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数字平台,通过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创造出高度沉浸的用户体验,极大增强了用户粘性和潜在的成瘾风险。这种“永远在线、无限推送”的数字环境,不仅可碎片化地侵占了日常活动间隙,更能系统性地取代了传统的体育锻炼时间。
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屏幕时间与肥胖的关系,但结论尚存争议,且存在两个关键缺口:第一,多数研究未能区分移动互联网使用与传统的固定设备使用,而这两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在行为模式上具有更高的灵活性、频率和场景嵌入性;第二,极少研究专门聚焦短视频这类具有强算法属性和高成瘾风险的新型数字产品。这些产品在心理机制上可能诱发更强的依赖和习惯形成。
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和肥胖人口大国的背景下,厘清这数字暴露与肥胖的具体关系,不仅是对全球学术版图的必要补充,更是应对中国紧迫公共卫生需求的科学前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两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原创性研究应运而生。
全景扫描——“移动互联网使用”的增重效应与人群异质性
这项在中国成年人中进行的大规模研究探究了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的行为(MIU)和肥胖的关系[1],研究结果发表在Journal of Prevention.

研究采用科学严谨的设计,依托2020年与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两轮追踪数据,通过对15 098例成年人(其中肥胖样本1262例)的纵向分析,系统考察了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与肥胖的关联。
研究以身体质量指数(BMI)和肥胖状态为因变量,以每日移动互联网使用时长为自变量,并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健康行为及健康状态等一系列协变量,运用逻辑随机效应模型、线性随机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及亚组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检验。
研究结果发现:
MIU每天增加1小时,个体的肥胖风险将上升5.4%;
在肥胖人群中,MIU每天增加1小时,其BMI亦会相应增加0.032 kg/m2;
MIU对BMI的影响系数随分位数从低到高逐步增加且持续显著(图1)。
MIU增重影响存在异质性,仅显著影响18~40岁的青年肥胖群体,而对中老年人群则未见明显关联。

图1. MIU对不同分位数BMI的影响系数
对于以上研究发现,研究者主要从多个理论视角进行了解释。
首先,依据久坐行为理论,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往往伴随着静态姿势和极低的能量消耗,这种状态会显著挤占个体从事体力活动的时间,从而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久坐循环”。
其次,从心理社会机制来看,与肥胖相关的社会污名可能加剧个体的社会隔离感与孤独感,这反而可能促使他们将移动互联网作为应对负面情绪的逃避策略,甚至发展出使用成瘾的倾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青年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移动设备进行久坐型娱乐活动,且此类行为常与“无意识进食”相伴,导致额外热量摄入的增加。
最后,研究还揭示了所谓的“马太效应”:在肥胖程度更高的人群中,移动互联网的增重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该人群本身在食欲控制和饮食管理上就面临更大挑战,而屏幕使用伴随的进食行为可能更为频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能量失衡的状况。
本研究首次在中国人群中系统论证了移动互联网使用与肥胖之间的因果关系,拓展了肥胖成因的理论视野,确立了数字生活方式作为新型肥胖驱动因素的重要地位。在实践层面,研究为公共卫生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依据,提示应将“减少屏幕时间”纳入肥胖综合防控策略,尤其要加强对青年人群的健康教育与行为引导,提升公众对“数字成瘾与体重增加”关联的认知,从而推动形成健康友好的数字生活习惯。
深度聚焦——“短视频”的成瘾性引擎与巨大社会成本
不同于上一篇研究描绘了数字环境的“基本面”,本研究则深度聚焦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短视频对中国人群肥胖的影响[2],研究结果发表在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本研究基于2020年与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短视频使用对肥胖的影响。核心变量包括BMI与肥胖指标(结果变量)、是否观看短视频(关键解释变量),以及一系列人口与家庭控制变量。研究通过更换变量测度、增加固定效应、控制地区趋势及剔除异常样本等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聚焦于“成瘾-挤占运动时间”与“信息-促进运动”两条路径,并通过异质性分析考察了不同人群间的效应差异。
研究结果发现,观看短视频会显著导致体重增加和肥胖风险上升,且这一因果关系在多项检验下保持稳健。
更强的因果效应:研究利用更严格的因果推断方法发现,观看短视频这一行为本身,会使BMI平均增加0.12kg/m2,并使肥胖发生概率提升2.2%(表1)。

表1.短视频对BMI的影响
惊人的经济成本:据估算,由短视频消费引致的新增肥胖病例,每年给中国带来约75.3亿元人民币的额外医疗支出。更关键的是,研究测算出,中国肥胖人口的增量中,约有 27% 可归因于短视频的使用。这表明短视频已成为中国肥胖流行的一个主要新兴驱动因素。
此外,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了短视频对肥胖影响的群体差异,描绘出明确的风险人群画像:男性、35岁以上、教育水平较低及城市居民受到短视频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强。
研究揭示短视频导致肥胖的核心机制是:其成瘾性挤占运动时间。数据显示,观看短视频的时长与BMI增加正相关,且短视频用户锻炼的可能性、时长和频率均显著下降。该效应与电视观看不同,突显了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具有更强的沉浸与成瘾特性。
尽管平台存在大量健身信息,但分析表明,这些内容并未有效提升用户的运动量。在健身直播流行前后,用户的运动行为无显著积极变化。这表明,短视频的成瘾性完全抵消了其潜在的信息促进效应,对体重产生净负面影响。
此外,研究检验了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饮食习惯及吸烟饮酒等其他可能路径,均未发现显著影响。作者认为,短视频对这些方面可能同时存在正反作用(例如同时提供放松与引发社会比较),从而相互抵消,未表现出净效应。
总之,这项研究揭示了以短视频为代表的、具备强算法成瘾特性的应用,对公共健康的负面影响更为集中和剧烈,且产生了可量化的巨大社会经济成本。
完成关键拼图:从“数字泛在风险”到“成瘾设计引擎”
将这两篇研究结合起来审视,可以发现它们在“行为置换”——数字活动挤占了身体活动时间,这一共同的理论基石上,构建了一条从宏观环境到微观机制的完整证据链。
首篇研究揭示了移动互联网使用与肥胖之间的显著关联,指出其背后可能的关键路径是“久坐行为对体力活动的挤占”,描绘了数字环境作为一种普遍性背景风险的存在。而第二篇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双重深化:一方面,它通过更严谨的因果推断,在具体的短视频应用场景中,确立了“成瘾性挤占锻炼时间”这一确凿的行为机制;另一方面,它引入了 “算法成瘾理论” ,揭示出短视频等产品如何通过其个性化、无限滚动的设计特征,创造出远超传统媒体的沉浸体验与时间吞噬效应,从而放大了行为置换的强度与后果。
两项研究的结合,实现了一个关键的认识飞跃:从识别“数字环境存在健康风险”,到精准定位“特定技术设计是驱动风险的核心引擎”。这不仅使科学叙事更为扎实有力,也为后续的干预指明了方向——肥胖的防控不仅需要关注个体的屏幕使用时长,更需审视和规制导致过度使用的技术设计本身。这意味着公共健康干预需双轨并行:既要倡导整体数字健康素养,也必须对这类高成瘾性设计产品采取针对性治理,例如推动“防沉迷”系统优化、限制自动连续播放等设计特征。
此外,两篇研究给数字时代肥胖的易感人群做了清晰的画像:既包括整体移动互联网使用强度大的年轻人,也涵盖了男性、低教育群体、城市居民及35岁以上面临职业与健康双重压力的人群。这为对不同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健康促进活动提供了精准坐标。
结论与前瞻:构建“数字健康素养”新防线
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共同揭示了“数字致胖”作为一种新型公共卫生风险的崛起。它们不仅完成了从宏观环境关联到微观因果机制的严谨论证,更清晰地勾勒出驱动这一风险的核心引擎——由算法精心构筑的成瘾性数字体验。
面对这一系统性问题,应对策略必须超越传统的个人责任框架,构建多层级协同治理的新范式:
个人层面:亟需培育批判性数字健康素养。公众应意识到,管理屏幕时间与管理饮食、坚持锻炼同等重要,需主动识别并抵御成瘾性设计,将数字工具重新定位为服务于健康生活的赋能者,而非时间的吞噬者。
平台层面:必须肩负算法伦理的主动责任。科技企业应将主动促进用户健康纳入核心设计原则。这包括优化推荐机制以避免无限沉浸、内嵌健康提醒、开发鼓励线下活动的功能模块,真正实现科技向善的承诺。
政策与监管层面:应推动建立预防性的数字环境健康影响评估体系。公共卫生政策需将数字产品的设计特征纳入监管视野,针对高风险人群和应用类别制定分级干预策略,并通过税收、激励等机制,引导产业生态向健康友好型方向发展。
数字技术正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的健康观念与治理体系必须同步进化。这两项研究不仅是一次科学的警报,更是一份行动的路线图——它呼吁我们共同致力于构建一个技术便利与人类福祉协同共进的新生态。
参考文献:
1. Tian, Yichuan. “Mobile Internet Use and Obesity Among Chinese Adults.” Journal of prevention (2022), 10.1007/s10935-025-00896-1. 9 Jan. 2026, doi:10.1007/s10935-025-00896-1
2. Chen, Chenxuan, and Qi Wang. “The effect of short videos on obesity: Evidence from China.” Economics and human biology, vol. 60 101569. 30 Dec. 2025, doi:10.1016/j.ehb.2025.1015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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