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全球范围内，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构成了重大公共卫生挑战。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中至少半数合并慢性肾病，使得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过早死亡率显著攀升[1]。面对当前临床实践中存在的早期筛查率不足和治疗方案亟需优化等关键问题，本刊特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医院Per-Henrik Groop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张俊清教授及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刘超教授，基于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就早期筛查策略优化、创新药物临床应用以及多学科协作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为临床实践提供具有指导价值的解决方案。

早筛先行，综合干预：

构建糖尿病患者慢性肾病全程管理新体系

Per-Henrik Groop教授强调了早期筛查与创新药物治疗的协同作用。目前，全球T2DM患者中尿白蛋白检测率不足50%[2,3]，亟待推广简便经济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筛查，以实现对T2DM患者慢性肾病的早期识别。一旦发现UACR异常，应立即启动“五指法则”（图1）综合干预：严格控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7%]、血压（<130/80 mmHg）和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1.4 mmol/L]，坚决戒烟，以及联合使用具有心肾保护证据的药物。

图1. 通过“五指法则”实现多个治疗目标可降低T2DM患者终末期肾病和相关死亡的风险

（源自Per-Henrik Groop教授IDF 2025讲课幻灯）

在药物治疗方面，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和非甾体类盐皮质激素受体拮抗剂（nsMRA，如非奈利酮）展现出心肾保护作用。其中，非奈利酮凭借其高选择性靶向作用，避免了传统甾体类MRA的性激素相关副作用，通过直接抗炎抗纤维化机制，为糖尿病患者从肾病早期至晚期全程发挥保护作用。

目前全球约8.5亿CKD患者，患病率约为11.1%[4]，未来需重点普及UACR检测，建立早期干预体系，同时关注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73m2时的不可逆肾损伤风险。通过优化筛查策略、强化早期干预和完善药物治疗，糖尿病患者肾病的全程管理将迈入新阶段。

见微知危，精准施治：

非奈利酮引领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治疗新突破

张俊清教授强调，尿微量白蛋白是早期肾脏损害的关键指标。最新研究提示，即使UACR处于10~29 mg/g的“低水平蛋白尿”阶段，患者心肾疾病风险也已显著升高；而CKD诊断时，肾脏可能已出现50%以上肾单位损伤，必须立即干预[5]。早期治疗可使28.9%的患者eGFR改善，25.8%~64%患者蛋白尿逆转，带来长期心肾获益。临床管理中应将UACR降低30%以上作为关键目标[6,7]。临床医生应树立“见微知危”理念，在看似临床早期但已存在显著肾脏病理损伤阶段予以及时干预，通过规范筛查和精准治疗，最大限度延缓肾脏疾病进展。

在药物选择方面，非奈利酮精准阻断MR过度活化，发挥更强的抗炎抗纤维化作用，显著减轻心脏和肾脏的炎症反应及纤维化进程，从而延缓糖尿病肾病和心血管疾病进展。FIDELITY研究证实，非奈利酮可显著降低心血管和肾脏疾病复合终点风险。与螺内酯相比，其安全性和耐受性更好，患者治疗依从性更高。在真实世界研究中，张俊清教授团队也发现非奈利酮能显著降低糖尿病伴微量白蛋白尿患者的UACR，快速起效、疗效持续且不受背景治疗影响[包括是否联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RASi）、SGLT2i或GLP-1RA]。

多科协作，源头管控：

心肾代谢一体化管理新思路

刘超教授深入分析了近年来提出的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的概念。他指出，CKM综合征的本质是代谢异常（如胰岛素抵抗）引发的多靶器官损害。基于这一病理生理机制，在这类患者的管理中，内分泌科医生应发挥核心管理作用。从代谢紊乱这一始发环节进行干预，才能有效预防终末器官损害。为此，刘超教授团队率先开展了多学科协作（MDT）实践，联合心脏科、肝病科、肾科、营养科等专科及糖尿病教育护士组建诊疗团队，并建立了代谢相关肝心肾综合征诊疗中心。同时，刘超教授呼吁建立专门的学科培训体系，培养能够驾驭代谢性疾病全程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从根本上应对这一疾病的沉重负担。

在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的早期管理方面，刘超教授同样强调要重视尿微量白蛋白这一关键指标的定期筛查，并指出治疗手段已从单一的RASi发展为包含RASi、nsMRA非奈利酮、SGLT2i和GLP-1RA在内的四大类药物治疗方案。其中，非奈利酮在心肾事件防治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综合管理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结语

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防治已进入“早期筛查、综合干预、多学科协作”的新时代。新型药物如非奈利酮的广泛应用为延缓肾病进展提供了有力武器，但提高筛查率、优化治疗策略仍是临床面临的挑战。临床医生需转变三个认知维度：在筛查层面，应将UACR检测纳入糖尿病常规随访；在治疗层面，要突破“唯eGFR论”，重视蛋白尿的独立预测价值；在管理层面，期望内分泌科承担起主导多学科协作网络的重任。当前，我们正站在糖尿病相关慢性肾病诊疗模式转型的关键节点——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从单一干预到综合管理、从器官治疗到全程保护。期待这些创新理念能推动临床实践变革，最终改善患者长期预后。

参考文献

（上下滑动可查看）1. Thomas MC, et al. Nat Rey Dis Primers. 2015; 1: 15018.

2. Xia Z, et, al. BMC Health Serv Res. 2024; 24(1): 489.

3. Williamson T, et, al. J Diabetes Complications. 2023; 37(8): 108548.

4. Jager KJ, et al.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19; 34(11): 1803-1805.

5. Ruilope LM, et al. Eur Heart J. 2023; 44(13): 1112-1123.

6. Kovesdy CP, et al. Clin Kidney J. 2020; 14(6): 1657-1664.

7.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mmittee. Diabetes Care. 2025; 48(Suppl.1): S20-S251.

PP-KER-CN-1184-1
声明：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